道教医药学是在道教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医药学。这不仅是因为道士以医术布道促进了它的发展，而且是由于这类医术和药物本身就含有道教修炼的特征。

　　中国古时巫医不分，医家治病多用巫术。春秋时巫、医并行，战国时医药学渐从巫术中独立出来，医生以方士的身份治病，出现方士医药学。汉魏时视医术为“方技”，职业医生为“方士”，医药书称“方书”，学医叫“为方”，治病有效叫“善为方”。扁鹊、淳于意、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皇甫谧等促使中医药学成熟，名垂青史。《隋书·经籍志》云：“医方二百五十六部，多有神仙养生之法”，可见当时医术和神仙方术相混，本草药物亦和外丹黄白术相承。神仙道士和医药方士也同源，道士多兼行医术，葛洪、皇甫谧、陶弘景、孙思邈等著名高道皆为名医，唐代高道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他们的医学著作也收入《道藏》之中。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以救近祸焉。”道教以重生恶死、生道合一为教旨，其修持方术多和防病治病、健身延年有关，同时又保留了巫医祭神祀鬼、祝由、悔过的传统。

　　道教医药学是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的医学，其药物多收外丹、黄白、石药，有许多延年、健身、美容、防老、辟谷、药酒、药膳、治奇病的方剂。葛洪《抱朴子·极言》：“先服草木以救亏损，后服金丹以定无穷，长生之理尽于此矣。”其医药体系不仅包括传统中医药学的本草、汤液、膏丹、针灸等；而且还包括导引、按摩、却谷、美容、气法等；再有就是符箓、药签、祝咒、祭祀、斋醮等疗法也包括在内，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特征。

　　道教医学是一种社会医学和宗教医学，重视调节人的社会环境和心理因素，激发患者的宗教感情来抗病，有用精神疗法治病的特点和人神交通的倾向。道教医学的理论基础包括阴阳五行学说、天人感应原理、以气为本以及形、气、神三重结构的人体观、五运六气说、天地人周期、节律相关说等。例如《太平经》以为头疼是天气不悦，足疾是五行气相争，四肢病是四时气不和等，反映了道教医学的病因论。道教医学重气，以国家比喻人体，认为治国和疗病一理，以“中和”为要义，以追求宇宙和人体的内部整体和谐为目标。葛洪《抱朴子内篇·地真》云：“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因而良医即可为“良相”，医术即道术。《太平经》认为只有“道”才是天、地、人共同遵循的原则，“上士学道，辅佐帝王，当好生，积功乃久长。中士学道，欲度其家。下士学道，才脱其躯。”道教医学还以五行、八卦、九宫、二十四气、天干、地支等道教常用符号体系与人体的四肢、五脏等器官、肢体相对应，并将各体位都配备身神来管理，反映了道教医学人体观和解剖学的特色。同时，道教医学还特别注意人体运动和天体运动的周期相适应，以顺四时、调阴阳的思想行医，也符合现代人体生物钟的医疗思想。道教医药学还有重养生、重预防、重食疗、重滋补等特点，从现存道书中记载的丸、散、膏、丹、单方、验方中可以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