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时强调，“认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做好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和阐释”。要充分认识多元文化互动交融的独特作用，运用考古成果说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7月12日，观众在山东省博物馆参观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研究成果展。该展览聚焦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诞生的关键阶段、重点地域，涵盖了山东、河南、湖北、浙江等8省31处遗址的335件（套）文物。

　　多元一体的史前文化格局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础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学者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化西来说”、30年代至40年代的“东西二元对立说”、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原地区一元说”和80年代以来的“满天星斗说”“多元一体说”等，有学者进一步将之阐述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

　　距今6000年前后，因自然环境和地缘关系差异，不同区系的史前文化传统，已开始左右着人们未来的文明化道路选择。面向海洋的东部区系倾向以小集体为本位，乐于使用材料稀缺或工艺复杂的器物进行精神层面的交流。中部区系则倾向以大集体为本位，通过更为务实、简约的仪式活动，联络社群关系。当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凌家滩遗存、崧泽—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先后跨入文明门槛，跨越区域的文化交流、不同信仰和社会发展取向之间的交流互鉴频繁出现。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是仰韶晚期至庙底沟二期的高等级大型聚落遗址。图为考古学者在南佐遗址发掘现场考察。

　　中原地区由于地理区位的特殊性，成为各支强势文化交流碰撞之要冲。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阶段，是东亚大陆史前社会发展剧烈变迁的时期。随着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消亡，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直接参与到中原地区激烈的交流碰撞之中，和陕北地区出现的石峁、芦山峁等文明“新星”一起，在波澜壮阔的逐鹿中原的大潮中，融汇到中原这一文化中心。在二里头文化中，汇集着来自众多早期文明直接或间接的给养，二里头文化所代表的夏代政体也将这一新兴的王权国家的文化因素和政治组织模式向四方传递。

　　多元文化互动是夏商周王朝赓续前行的重要动力

　　二里头王国政体是龙山文化时期的早期国家之间不断联合与对抗、淘汰与整合的产物，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昭示着东亚大陆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正式出现。其中心在中原地区，为此后数千年政治格局的演进奠定了十分重要的历史基础。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中心区西南路口的新发现航拍示意图（资料图片）

　　居天下之中的“华夏中国”，长期成为政治正统的象征。《荀子·儒效》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这句话说明了环境对人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四方之国若入主中原，便为华夏，商、周王朝莫不如此。

　　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在豫北冀南地区分布着下七垣文化。学者大多将之同“汤革夏命”以前的先商文化相联系，指出漳河型和辉卫型下七垣文化因素南下，并与西进的岳石文化因素结群而至，是导致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遗存性质突变的根本原因。

　　约在二里岗上层时期至殷墟文化时期，在陕西渭水河谷的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发现有郑家坡文化、碾子坡文化、刘家文化等与此后西周文化存在密切源流关系的“非商”文化。目前可以肯定的是，至殷墟文化时期，在陕西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的周原遗址中，已存在较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并显示出较高的文明程度，证明先周政体在商朝末期已是很有实力的一个方国。西周代商后，周王朝进一步吸取并发展“家天下”的政治组织模式，通过政治、军事手段保障且不断强化着以“华夏中国”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差序格局。“华夏中国”的王权模式，也不断影响着周边地区政体的发展。

　　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威日渐衰落，实际控制范围已经很小，只限于洛阳东周王城一带。诸夏之中，晋、郑、齐、燕势力较大，而西北的秦，长江中游的楚，江南地区的吴、越，都跃跃欲试，试图再次逐鹿中原。战国伊始，三家分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并起，展开长期的战争，秦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不但实现了中原和长江流域的统一，还南平百越，大力推行郡县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

　　在周王朝分封制的实施过程中，孕育了很多与周类似的政体。比如，在分封同姓或关系紧密的异姓中实际控制北方的晋、控制东北方的燕、控制东部的齐，以及后来实际占据关中周人故土的秦、占据江汉地区的楚，其政体显然也受到了周王朝影响的。可以说，分封制虽然削弱了周王室的集权，却扩散了中华正统观。

　　（来源：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