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代的典客、典属国，汉代的大鸿胪，到南北朝时的客曹尚书，唐宋的鸿胪寺，再到元朝的宣政院，清朝的理藩院，历代政府基本都设有专门机构掌管民族事务。

　　特别是清朝，理藩院与六部平行，理藩院负责人称为管理院务大臣，“特简大学士为之”。乾隆皇帝曾说，“吏、户、刑三部及理藩院均属紧要”。

　　理藩院可以直接管理蒙古的盟旗，对于盟旗的行政建置、官员任免、立法司法等等，拥有全权；盟长、旗长都要向理藩院述职。由此可见，理藩院职责与地位之重要。

　　秦汉实行郡县制，但在少数民族地区设“道”，设“属邦”，实行不同于内地郡县制的管理模式。

　　西汉末年，全国有32个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就相当于32个民族自治地方。

　　南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左郡、左县，俚郡、僚郡等。

　　唐朝借鉴汉朝的办法，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羁縻州、府，最多的时候达到856个。凡设羁縻州、府的地区，都不改变原有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或贵族担任世袭都督、刺史，明显带有自治的性质。

　　元、明、清三代在一些民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由中央政府封授少数民族首领世袭官职统治属民。土司各有独立的辖区、衙门、土兵、监狱，互不统属，对朝廷有朝贡、服从征调、守卫边塞等义务。

　　清朝还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制度，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王公制度，在新疆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在景颇族地区实行“山官制度”等，切实巩固了边疆统一。

　　历代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实行有别于内地的管理体制，也构成了我们今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渊源。

　　值得强调的是，历代中央政府还注重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的法律制度，依法治理。

　　从秦代开始就有《属邦律》，是我国目前有史可考的最早的民族方面的法律。

　　及至清朝，有关民族事务的法律法规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体系。适用于蒙古、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钦定理藩院则例》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其内容有70卷1554条。  《蒙古律例》则相当于蒙古地区的自治条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是专门管理青海的法律，《回疆则例》是专门管理新疆南疆的法律（北疆按照《蒙古则例》管理），《西藏通制》是管理西藏的基本法。颁布这些法律法规对加强民族地区治理、巩固祖国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而言之，历代中央政府都对民族事务治理高度重视，并表现出因俗而治、严主权、宽治权的特点。正是这样的施政方略，维系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存在。